1941年春，日寇统治下的伪彰德县（今河南安阳）税务局多了一个科员，名叫郭有义，32岁，中等身材，略显瘦削，一脸儒雅之气。他就是受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遣，到河南敌占区开展情报工作的一名特工，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秘密发展党员，筹集抗日经费。这年秋天，他又升任车站分所所长，开展地下工作更加方便。
1937年10月27日，河南安阳洪河屯，塔上警戒的日军士兵
就在郭有义上任所长不久，一天，他到街上溜达，在一个胡同旁，遇到高中时一位女同学，名叫牛爱菊。过去两人参加过一个叫“社会科学研究同盟北平分盟”的抗日活动组织，关系不错。
牛爱菊请郭有义到她所任教的一所小学坐坐，学校就在旁边这条胡同里。
郭有义跟着去了，只见那所学校门口的木牌上写着“大日本国民小学”几个字。
原来这所学校是日本人办的，郭有义心想，顺口问道：“你在这里担任什么课？”
“教华语。”牛爱菊答道。
“学生都是日本人么？”郭有义又问。
“都是日本居留民子弟，主要是车站日本职工子弟。”牛爱菊说。
郭有义跟着牛爱菊来到一间简陋的宿舍。关上门后，两人闲聊几句，牛爱菊就单刀直入地问：“有什么任务？”
对牛爱菊而言，郭有义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替日本人收税，肯定是身怀任务而来。
“任务很多，总括一句是抗日，我们要‘身在曹营心在汉’。”老同学之间知根知底，不好隐瞒，郭有义承认了，不过，他没有透露太多。
牛爱菊一听，两行热泪“哗”地流了出来。她从旗袍腰扣上抽出一块手绢，边擦泪，边话声哽咽地告诉郭有义，自她离开北平高中，就与党组织断了关系。平津沦陷后，她想去延安，却苦于无人介绍。在颠沛流离中，她呆过西安难民窟，因年初有人给她捎信，说家中母亲生病，她又不得不返回故乡安阳，在此暂时栖居。不过，只要有报国机会，她愿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郭有义不想泄露自己真实身份，说：“你不要怀疑我是共产党员，我还不够那个条件……”
“你别骗我！”牛爱菊立即打断他的话。
郭有义为了让牛爱菊相信，临时编了段谎言，说他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拜访了一位老同学，老同学得知他来敌占区谋差，便请他顺便帮忙搞点儿情报。他答应了。可他不是本地人，消息闭塞，而牛爱菊可以与日本人接触，所以，如若牛爱菊今后听到什么重要消息，就告诉他，他会转报太行山工作的那位老同学。
牛爱菊相信了郭有义的话，说道：“那我完全可以办，腿勤一点儿，利用家访就可以。”
此次交谈之后，牛爱菊马上展开了行动。她利用傍晚，以“家访”为借口，到那些日本学生的家里一一拜访，暗下探听有无重要消息。
1937年11月5日，安阳城新安门警戒的日军士兵
不知不觉，到了1942年5月份。这天傍晚，牛爱菊来到六年级学生能代穗子家中。穗子父亲是彰德县车站机务段长兼运转室主任，名叫能代明贤。
不巧的是，能代明贤正在接待一位重要的日本客人，不能立即接待牛爱菊，因此，他让女儿穗子先将牛爱菊领到与会客室相邻的一个房间等候。
穗子将牛爱菊领到隔壁房间，给牛爱菊斟了一杯茶，说：“我去拿课本来。”然后便出去了。
也是凑巧，隔墙上的天花板有条缝隙，隔壁能代明贤和那位日本客人的谈话清清楚楚传了过来。
原来，这个青年客人名叫石田，来此商议铁路运输的要事。只听石田先将八路军大骂了一顿，接着提到了“扫荡”，说川岸师团和铃木师团会在本月15日，由新乡开来，开往石门，途经此地；井关师团会在本月20日，由开封、阳原武、封丘、滑县一带，或乘火车，或徒步，到这里集中，晚上八点乘车，前往邯郸。因此，要求车站必须备好机车。
等隔壁两个日本人商议完问题，穗子才拿着课本回屋，对牛爱菊抱歉地说：“牛老师，来了一个小朋友，我和他说了几句话，一时来晚了，请原谅。”
穗子迟归，正合牛爱菊心意。牛爱菊佯作不在意，说：“没什么！”
“家访”结束后，当天晚上，牛爱菊立即赶到车站分所，将听来的情报告诉了郭有义。
随后，郭有义一面派人速报根据地，一面召集他在彰德车站秘密发展的三名党员，商议如何破坏敌人的运输。三名党员分别是司机魏儆、司炉邵跃扬、机手刘润梓。
1937年11月10日，河南安阳城内警戒的日军士兵
一个深夜，郭有义等四人聚集在邵跃扬的家中，在一盏煤油灯下密谋。
仅凭几人之力，无法对三个师团都下手，因此，四人决定对最后过境此地的井关师团给予一击。
如何捣鬼呢？四人各抒己见。有说联系武工队，在铁路上埋地雷；有说可以拿上橇杠、钳子，去拔掉铁轨夹板上的道钉，让火车脱轨；有说日本人的护路队戒备严，不好下手……最后，魏儆却出了一个主意，三人开上先驱车，在车上做点儿手脚，弄坏漳河上的铁路大桥，就能让后面跟随的军用机车翻沟。
1937年11月11日，河南安阳，日军士兵在洹河旁用手榴弹炸鱼
说起这“先驱车”，又称“趟雷车”，由五节车厢组成，车厢里装的都是垃圾、炭渣，每逢铁路运输重要人员和物资，日本人必会派先驱车探路。日本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还规定，先驱车必须由中国乘务员驾驶，不过，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开它。
魏儆的主意虽然不错，可是，这条计策实施的前提是，日本人必须派魏儆、邵跃扬、刘润梓三人都上先驱车，否则，计谋就无法实施。
不过，“三个臭皮匠，能顶一个诸慕亮”，四人又商量了一会儿，很快想出了解决的法子。
这三名工人回到车站后，立即按计行事。他们先暗下鼓动工人们装病、磨洋工，拖延敌人运输时间，千万不要替日本人开先驱车，枉送性命。
这一来，工人们全都散了心，尽管日本人在车站贴出布告，要求不准旷工和请假，可是，该装病的还是装，该旷工的还是旷，到了五月二十日这天傍晚，整个车站，除了魏儆、邵跃扬、刘润梓三人，其他中国工人都跑光了。
1937年11月13日，河南安阳，日军收集的中国军队撤退时留下的武器弹药
开车时间到了，井关师团迟迟不能出发，师团长井关仞喝斥一名联络官，立即去运转室催问是怎么回事？这名联络官被井关仞责备，窝着一肚子气，带人来到运转室，一把揪住能代明贤的衣服，让他立即想办法开动先驱车，如果找不到中国人，那就找日本铁道兵。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在运转室附近发现了魏儆那三人，不由分说，将他们三人带到了能代明贤面前。
能代明贤一见魏儆他们，心里踏实下来，立即给魏儆他们三人布置任务。这可正中魏儆他们的“鬼计”。
之后，魏儆、邵跃扬、刘润梓三人上了先驱车，在前面驾车，替日军机车探路。
郭有义照片（地下工作十五年电子书籍截图）
当先驱车驶离彰德县时，已是晚上二十二点过五分，距规定出发时间，晚了三小时多。
在先驱车的后面，跟着日军一列装甲车，每节车厢都有枪炮口，头尾车厢还各自装有一盏两千瓦的大探照灯，可以左右旋转。这也是为了防止中国军队偷袭。
当先驱车跃上那座跨越漳河的铁路大桥时，只见邵跃扬和刘润梓齐声一喝，踢转车上的翻炉篦，炉中半膛火便倾泄在了车下。这些燃烧正旺的煤火落到铁轨上，枕木是红松制作，遇火易燃，火势便越烧越旺。铁轨很快烧红、变形或熔化，这一来，铁桥中央已承担不起太大的重量。
日军在大桥两端建有数丈高的护桥碉堡，日兵昼夜守卫。可是，装甲车上射来的探照光，刺的人眼睛无法正视，一时间也分不清桥上的光亮是灯光还是火光。
魏儆他们做完手脚，驾驶前驱车安然驶离大桥，而后面跟随的那列装甲车就没那么幸运了。装甲车行至桥损处，桥体轰然垮塌，前两节车厢一头栽入河中，其余车厢，有的震出铁轨，也有的歪入河中。而在装甲车后，几列满载士兵和弹药的兵车又相继飞驰而至，一列撞上一列。顷刻间，大桥附近响起一阵爆炸声，火光冲天而起，车内敌人鬼哭狼嚎一片。
左四为郭有义（书籍截图）
奇袭井关师团成功，郭有义他们四人无不窃喜。只是，为了继续在敌人“心脏”中潜伏，开展地下斗争，事故发生三天后，魏儆、邵跃扬和刘润梓又返回了彰德县。可他们三人一回去，日本宪兵队便逮捕了他们。这三人坚持不承认大桥损毁与他们有关，宪兵队拷问了三个多月，找不到事故原由，只好释放了三人。
在调查这起事故中，石田怀疑，他到能代明贤家商议运输计划时，隔壁的牛爱菊听到了他们谈话，泄了密。日本特务去追问牛爱菊，牛爱菊坚决否认。日本特务又另外找人在原地“模拟试听”，庆幸的是，能代明贤已找人将天花板之间的缝隙堵好，两个相邻的房间传不过人声。对牛爱菊的这番调查也就不了了之。不过，这年暑假，日本国民小学将牛爱菊解聘，郭有义只好将牛爱菊送到根据地去学习了。
这场智战，不费一枪一弹一雷，却给予井关师团迎头重重一击，堪称八路军抗日情报斗争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
作者张昆明，河北涉县人，1979年生，业余爱好文学、摄影、历史资料搜集、研究和整理。著有抗日纪实谍战小说《税谍秘战太行山》等。本文参考文献：《地下工作十五年》、《虎穴英雄传》、《华北治安战》、《涉县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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