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大奖赛丨《河州茶马司》、《广通河畔话齐家》

点击数：次发布时间:2018-04-15

导读

1、河州茶马司（甘肃省马俊华）

2、广通河畔话齐家（甘肃省王发茂）

河州茶马司

马俊华（甘肃省）

引子

临夏回族自治州历史上称为河州，位于黄河上游，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东临定西市，西倚青海省，南靠甘南藏族自治州，北濒兰州市。是古代玉石之路、丝绸之路、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的交汇地，也是甘肃西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汉藏贸易枢纽之地。由于临夏地处甘南藏区与中原地区的过度地，是中原与藏族地区经济贸易的必经之地。历史上曾设有茶马司，负责茶马交易，为朝廷征集战马。河州茶马司设立后，茶马交易带动了以河州为中心的农业地区和甘南藏区牧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进步。

茶马司的出现

茶马司，官署名，是为朝廷征集战马，在交通要道设立关卡，专司以茶易马职能，管理茶马贸易的行政机构。茶马交易，最早出现于唐代，但直到宋朝才成为定制。宋朝时在成都、秦州（天水）各设榷茶、买马司。其后以提举茶事兼立马政，遂改称“都大提举茶马司”，置提举官，掌管川茶与少数民族贸易马匹。明初于洮（今甘肃临潭）、秦（今甘肃天水）、河（今甘肃临夏）、雅（四川雅安）等州设置茶马司。清于陕西、甘肃两省皆置茶马司，置大使、副使等官，又在陕、甘二省置“御史”，通称为“茶马御史”，专管茶马贸易。

据史籍所载，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经略安抚使王韶在甘肃临洮、河州一带与吐蕃人木征作战，需要大量战马，朝廷即令在四川征集，并在四川四路设立“提兴茶马司”，负责从事收购和以茶易马工作，并在陕、甘、川多处设置“卖场”和“买马场”，沿边少数民族只准与官府（马司）从事以茶易马交易，不准私贩，严禁商贩运到沿边地区去卖，甚至不准将籽、苗带到边境，凡贩私则予处死，或充军三千里以外，“茶马司”官员失察者也要治罪。立法如此严酷，目的在于通过对边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征集战马，这就是“以茶治边”的由来。但在客观上，茶马互市也促进了我国民族经济的交流与发展。

宋朝以后，除元朝因蒙古盛产马匹无此需要，而未实行“茶马互市”以外，明、清二代均在四川设立专门的“茶马司”，清朝康熙四年（1665）在云南西部增设北胜州茶马市，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才予废止。有了茶马贸易、茶马司，就出现了茶马古道。那个时候，茶马古道穿梭于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之间和青藏高原。茶马古道分陕甘、陕康藏、滇藏等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海岸。茶马古道是中国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

明政府对包括甘肃回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商业贸易采取怀柔政策，予以保护。洪武二十二年（1390年），下谕旨，特别提到回回商人在往来买卖中“如过关津渡口，不许阻滞”。明成祖曾敕驻洮州都督李达曰：“今天下太平，四海一家，各族商旅往来者，悉听起便；今陇答卫番人来洮贸易，亦听其便。”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贸易的发展。

明朝时期，为了抵御蒙古的侵扰，需要从西北输入大量的战马，实行了用茶易马的政策。《明史· 食货志四》说：“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这就是说，从唐宋以来，中原人就用茶来交换藏民的马匹。所以明朝的茶马互市政策，一方面可以“固番人心”，二方面又可以“强中国”，即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都得到好处。所以，明朝对茶马互市非常重视，设立了专门机构——茶马司，专门管理茶马交易，并制定了一整套严密的措施，来保证茶马互市的实施。

河州茶马司

明代初年，曾经以茶、布代军饷。洪武三年（1370年）九月，“河州卫指挥宁正奏准朝廷，以茶、布代军饷，军士再以茶、布换粮，省民间輓运之苦。” 洪武五年（1372年），明政府在秦州设立了第一个茶马司，并在河州“设立茶马司，抽分商茶，比对金牌易马。”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载：洪武七年（1374年），“置河州茶马司，设大使、副大使各一员，主司‘收放茶斤，招易番马，给以边操’之事。番诸部至积石关互市。” 而后又在洮州等地设立了茶马司，负责四川、汉中和湖南等地出产的茶，以交换西北各族游牧部落出产的马，主要是与藏族地区的茶马贸易。

明《河州志·官政志》载：“茶马司，在州南四百步。洪武七年建。大使、副使二员收放茶斤，招易番马，以给边操。” 清康熙年《河州志·公署》载：“茶马司，在州南百步，明洪武七年建。大使副使二员，收放茶斤，招易番马，以给边操。正德甲戌御史李润更修厅库，撰碑记。岁久倾圮。万历三年监守通判脱镐议允，除官价外捐俸，委州判赵应魁重修。国朝戊子火，顺治八年，监督府刘世祚重修厅堂、库房。康熙壬子，监督府郎熙漆修茶库二座，重建各库，积储无损。” 根据以上记载，明清以来的河州茶马司，设在“州南四百步”。据《导河县志》记载，明清代时的州府“在城东北隅”，约在今临夏监狱（临夏液压件厂）处，如此推断，河州茶马司当在今小十字一带。

河州茶马司设立以后，朝廷用茶叶换得了许多战马，而后又禁止民间“私贩官马”，对茶马贸易控制更加严厉。《临夏回族自治州志》载：洪武十三年（1380年）“二月，河州茶马司市马用茶58892斤、牛98头，得马2050匹。”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廷对西北纳马番族颁行金牌信符制，计河州卫、必里卫、七站吐蕃29族，发金牌21面，纳马7705匹。十二月，明廷榜谕河州等处，禁止民间私贩官马。吐蕃之马匹无印者及牛羊杂畜类不问多寡，一听渡河售卖，官吏制止者罪。” 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私茶出境，市马日少。明廷下昭河州等地及出入吐蕃之关口，巡禁私茶出境，六月，驸马都尉欧阳伦以遣人往河州坐贩私茶，罪被诛。”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三月，“安定卫指挥朵儿只愿纳差马500匹。明廷命河州卫指挥康寿往受之。上马给绢2匹、布2匹，中马绢1匹、布2匹，下马绢1匹、布1匹。”永乐八年（1410年），“明廷陆续收到河州卫各族马7714匹，共给茶27.846万斤。”宣德九年（1434年），“西宁、河州、洮州藏、土诸部族输马1.3万匹，当给赏茶109.7万余斤。”嘉靖十五年（1536年），“整饬茶法。令河州、洮州、西宁三茶马司将积压之茶只留两年之用，每年易马发若干正茶外，分毫不得挟带。在河、兰、、阶、岷近藏之地，禁卖如故，加重挟带私茶之罪律。茶马之政略为振兴。”

在这种情况下，回族聚居的河州是明代茶马互市的中心地区，是西北地区茶叶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回族人在茶马互市中，或贩马，或贩茶，有些还成为茶马交易的世家。茶马贸易对甘肃的回族商业经济产生过深远影响，特别是对河州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

番厂与藏族商人

当时的河州茶马司管理着同藏族人的茶马交易，用四川一带的茶叶换取甘南藏族同胞的马匹。因为同藏族人做交易，所以，在河州又设了专供藏族商人居住的“番厂”。明《河州志》记载：“番厂，周围一百三十八丈，长四十三丈，阔二十六丈。正厅七间，大门三间，二门三间，厢房一百二十间。自建茶马司以来，诸番悉假居民舍，有识者病焉。至嘉靖乙酉（1525年），创建番厂，番汉截然，交通遂绝。议建于御史盛汝谦，事竣于御史刘仑，经营于知州苏志皋，管理于本卫指挥王诏、州同知王廷录、卫知事袁卿云。” 清康熙年《河州志》载：“番厂，城西一里，明时有大门、二门、正厅、厢房，御史盛汝谦、知州苏志皋创修。自建茶马司以来，诸番悉假居民舍，识者忧焉。国朝初，诸番往来，尽居沙楞歇家。” 从以上记载看来，因为生活习俗不同，番人（藏族人）与汉族人不宜同住，在明朝时，经好几任官吏的经营，才建成了专门供藏族人住宿的“番厂”，相当于当今旅社宾馆。河州番厂有房屋一百二十多间，分前后两院，可见规模很大，说明当时来河州经营马匹、茶叶贸易的藏族人很多。但是，到清代初，番厂失修，前来河州交易的藏族人“尽居沙楞歇家”，多有不便，于是又维修了明代番厂，专供藏族人居住。

河州的中马番族

明朝统治甘肃、青海藏族地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行政上施行卫、所制度的同时,经济上又推行茶马互市和中马番族政策。“中马番族”也称“招茶中马番族”，就是专门养马的番族，即藏族人。官府用茶叶换取马匹，作为专利，不准私人经营茶马贸易，违者重罚。

明代在茶马贸易管理中，还实行了金牌信符制度。通过这种有效的方式，以保证明中央对地方少数民族茶马贸易的垄断地位，达到“控驭番民”和强化明王朝统治之目的。此项制度先后实行了70余年。

除“金牌信符制”外，还有如“茶法”、“茶马”、“马法”众多的诏谕、指令、条文和规章制度。为使茶马互市得以顺利进行，明政府还派遣大量的近使、钦差、御史及至尚书、公卿等进行巡察管理。历史上，督理茶马中有名有姓者多达几十人，未留下姓名者更是何其多也。

而在这种由官方垄断控制的茶马交易中，深受盘剥之苦的仍是广大少数民族。在当时的茶马交易中，将马分为三等。上马最高时可换到120斤茶，下马最低时可换20斤茶。通常情形下，上马价为80斤，中马为60斤，下马为40斤或者更少一些。相比之下，清代的马价略高于明代，平均以80斤茶换一匹马；而在明代，平均约40斤左右换一匹马，可见这种“茶贵马贱”的情形下对少数民族利益的剥削之重，加之运茶之道上设卡交钱，层层盘剥，使番民不堪重负，纷纷外逃，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畜牧业的正常发展。

河州茶马司管辖范围内，自明代起，有卫所西南边境上的数十个部族与中原王朝进行着茶马互市贸易。据史料载，河州茶马番族最早时有57族，明初有36族，明末只剩29族，至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时仅存19族，因而史书称其为“招茶中马十九族”。据《循化志》记载：“循化旧为河州厅专司茶马所管中马番族十九族。”清康熙年《河州志》亦有同样记载。这十九个部族是：珍珠族、鸿化族、灵藏族、癿藏族、沙马族、葱滩族、老鸦族、撒喇族、牙塘族、川撒族、打剌族、向化族、古都族、巴咱族、红崖族、端言族、回回族、迭古族、仰化族。

这些部族，自明初起，就为官方纳马。明清时，循化属河州管辖，这些部族中“唯撒拉住居积石关外，余尽杂处二十四关之内，去州治或四五十里、百余里不等。其珍珠、弘化、灵藏、癿藏、沙马等族，承袭国师、禅师、土社等职事，由河州卫番族头目，惧有监府详委，仍俱听河协管辖制。” 纳马十九族大多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杂居，但他们有独立性。清初，珍珠土司韩成璋向清政府呈报珍珠族户籍时，有“番汉土民居址”之说。纳马族领有政府金牌信符，有相当独立性，形成“自相君长”，世代承袭的管理体系，不少纳马族转化为分土司民的土司。《循化志》曰：“《河州志》修于州牧王公全臣，皆康熙四十年，当时中马之制犹未停也。撒拉族即今八工向化族，即今之南番二十一寨，皆在关外，其余十七族杂处二十四关之内，然皆不纳粮，而珍珠土司国师且有籍纳马，田地为词，引诱汉民霸丁占地，经王公全臣极力厘革，遍行清文，而田赋始均然。” 其中弘化族弘化寺国师长老卜藏坚错，灵藏族马营寺禅师赵罗藏锁南、珍珠族永昌寺韩旦令扎失等，皆奉旨颁有敕扎印信。沙马土司苏成威、癿藏土司王镇海，虽无印信，俱有部扎号纸，世相承袭。其余隶属河州茶马司中马，各自分为族类，自立首领，各有衙门，各设刑具，“虎踞一方，威势赫炎”。清雍正末年，他们的纳马责任随着官办茶马贸易活动的停止而告结束。

明代永乐初年，朝廷对民间私茶贩运略有放松，对民间茶马互市采取了默许态度。弘治三年（1490年），朝廷接受了御史李鸾的建议，允许在西宁、河州、洮州三个茶马司召集商人运茶。这实际上是认可了民间贸易的合法化，“民市”名正言顺的在茶马互市中有了一定地位。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变化，明朝腐败的政治也日益冲击着茶马互市，茶禁松弛，私茶日盛，政府妄图垄断官方茶马贸易还是衰落了。私茶的盛行，虽然很大地冲击了明政府的既定国策，影响了边防战略，但是却极利于长城地带各民族间的贸易，有利于各民族间的互相交往。

茶马贸易带动经济发展

在茶马贸易的带动之下，河州的粮食和畜类贸易也很发达。据明《河州志》记载，河州城内里郭有 “大市，即粮货市也，贸易至午而散。在城中大十字街。中市，即畜类市也。六畜咸集，贸易至午而散。在城中小十字街。南关市，客店一十八座，四方商贾居焉。宁河镇，州南六十里，居民五百余家，弘治乙卯立市，每三日一聚。定羌镇，州南百二十里，居民五百余家，弘治乙卯立市，每三日一聚。”到清代时，河州城南关有“大市，即粮货市也，至晨而散，大城中北面。中市，即畜类市也，至晨而散，大城中街门口。”

明代时，与河州相近的洮州也设有茶马司，同藏区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这里也是回族人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在茶马贸易的带动下，明代时洮州（临潭）商业经济也很发达。自明初沐英西征以后，把内地回回人迁到这里以后，这里的农业、牧业和商业都发展起来。《洮州厅志》记载：“旧城堡为洮州旧地，较新城为繁富，其俗重商善贾，汉回杂处，番夷往来，五方人民贸易者络绎不绝，土著以回人为多，无人不商，亦无人不农。” 这样，河州和洮州两个回族聚居区的茶马司和茶马贸易，遥相呼应，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不仅促进了两地的发展，也促进了甘肃乃至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在长期的生活中，农业和商业成为回回人的主要经济方式，从而也形成了回回人“亦农亦商”的经济特征。

茶马贸易，也养成了河州人酷爱喝茶的习俗，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紧张的劳动或案牍劳作之余，沏上“牡丹花”的开水，泡上清香可口的茶叶，倒在“三炮台”的茶碗里品尝，不失为一种高雅的享受。茶叶也成为河州人款待客人、走亲访友最好的礼品，把“订婚”称作“送定茶”，请人吃饭称为“喝个茶”。

茶叶也成为河州人经商贸易的主要项目，至今，称为临夏回族自治州东大门的广河县三甲集，虽然不产茶叶，却成为西北地区茶叶的集散地，云南思茅等地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输到三甲集，再从三甲集销售到西北各地。临夏州各县各地均有茶叶专卖店和专卖商，极大的推动了临夏经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发展。

广通河畔话齐家

王发茂（甘肃省）

2018年2月10日，应广河县文联主席马琴妙和文友阿麦约请去广河县，那里有我一直向往的齐家文化遗址。

齐家文化遗址分布在临夏，青海省民和县。去了齐家文化博物馆，我们是在县文广局陪同下，我们兴致盎然地参观了一番。

说起齐家文化，局长如数家珍，他是博物馆前馆长，主编写新博物馆陈展大纲和整理博物馆文物，并参与编写了以齐家文化为主题的三本著作。

夜幕降临，位于广河县街区中心的齐家文化博物馆，灯火通明，步入正厅，吸引眼球的巨幅宣传图，感受浓浓的文化气息，脚底玻璃下的齐家文化立体沙盘图，呈现齐家文化的分布概况。

齐家文化，因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最早发现于甘肃省广河县（原宁定县）的齐家坪村而命名。1945年，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在广河县阳洼湾考察发掘后，以考古证据匡正了安特生在历史断代认识上的错误。

我们细细观看了文物。上下两层四个展厅，陈展着上千件文物，石器制品有石斧、石铲、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等，铜器制品有铜制武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其中齐家文化铜镜是目前所知我国古代最早的铜镜，誉为“天下第一镜”。骨器制品有刀、镞、锥、凿、铲、针等，玉器制品有主要用于装饰或凭证，象征身份、权力、地位、荣誉，标志王权的诞生。值得一提的是齐家玉器可与良渚玉器、红山玉器并称为“中国三大玉器”之一，陶器以素陶为主，其中的双耳罐、三耳罐、大口瓶、鬶和鸟形壶等属于珍品，分柜展列、令人遐思。

在展厅我第一次看到了珍贵文物，视野开阔。文物虽静静地陈列着，但思想不会就此止步。远古人类的智慧，在史前4300至3500年时，称得上是先进的器具。

寻访齐家文化的第二站是半山村遗址和齐家坪遗址。

1月11日，我们去参观半山村和齐家文化遗址。匆匆吃了点早点，马主任开车来接我们。一路上谈到了文化保护方面的工作，曾经困扰的疑惑，这时一一迎刃而解。

我听县上同志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时，齐家坪各家各户都挖出了不少古董，因没人看懂，就搁在各家房前屋后，在犄角旮旯里随意放置，完好的，碎裂的，堆积时间一长，完好的也碎裂了。谁知道这竟然是远古人的杰作呢！

车行驶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从山脚一直到山顶，我的思绪也像从地底下冒出的火焰一样，散发着热情的光芒。就这样想着，不知不觉来到了半山村对面的山梁。县上的同志指着对面山的村庄说：“那就是半山村。”

山顶上，十字路口有一块文物保护水泥碑。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半山遗址 ”。前面是东边那座山梁，整个叫半山村。安特生当年从兰州沿着羊肠小道来广河，无意间发现许多文物碎片，他断定：这儿必有文化遗迹。于是凭着国民政府兰州官员的一张凭条，一路查看，一路挖掘，竟发现了半山这个地方。而没想到的是，他不顾村民反对，竟然挖掘了上千件古董，雇了两辆汽车拉运走了。出于对文物的怜悯，我想：村民没想到是史前文明遗迹。

安特生带走的古董，对齐家文化研究与保护来讲，既是发现，也是损失。安特生在瓦罐嘴一带山坡发掘，半山也有，但不多。所以半山文化遗存主要出土于瓦罐嘴一带，后来定名时就以半山村命名，称为半山文化。

半山文化是马家窑文化的一种类型，主要分布在陇山以西的渭河上游，兰州附近的黄河沿岸到青海贵德盆地，黄河支流湟水、大夏河、洮河、庄浪河、祖厉河流域，及河西走廊东部永昌、武威、古浪、景泰等地区。据说：当年安特生主要在瓦罐嘴南面的阳坡地上发掘考古的，所以半山文化陶器等文化遗存，主要出土于这一带的阳坡地带。

写这篇拙文时，我查阅了文字：“半山遗址是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首次发现的。1924年夏，安特生在临洮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址后，又渡过洮河到宁定县（广河县）境内考察。他在离渡口上游不远处的洮河西岸齐家坪首先发现了齐家坪遗址，并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没有花纹的素陶，其中的大耳素陶罐与古希腊瓶子造型相似。随后安特生一行又向西南山地，到离齐家坪不远的半山村和边家沟、瓦罐嘴一带，发掘了几座保存完好的远古墓葬，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彩陶，同时在近旁的王家沟、瓦罐嘴征集了许多彩陶。”

转过山梁，车开始往下行驶。眼前出现了洮河从南向北流淌，河岸上数千亩的川道，映入眼帘。不用问，这是齐家坪。作为洮河岸上的二级台级，当时古人活动的地方，选择这样的台级居住，一可避免山洪和泥石流危及安全，二可依山群居便于狩猎和应对狼虫虎豹侵扰。

我们的车拐进了农家巷道。到了齐家坪遗址，在遗址所在的村子里修了一个文物保护所。进入文物陈列室，有几幅照片引起了我的兴致。一幅是安特生田野考察工作照，腿上绑着带子，左右肩上斜跨着背包，左腋下夹着文件夹，笑态可掬，一副自信的神情；另一幅是安特生的中国助手庄永成在帮着整理发掘的古墓骨骼，可见安特生对齐家文化的兴趣。据说，安特生是被国民政府请来探铁矿的地质专家，因为偶然的机遇，他改变初衷从事起了文物研究工作，且成就了他的学术研究和实物考证成果。

走出文物保护所，我们沿着村子外边的田间小路，到了发现“天下第一镜”的地方，眼前再一次出现了洮河的身影。那条河孕育了华夏文明，已成为华夏民族繁衍生息的见证。

在这个小村子，随处可见齐家文化的遗迹。路旁的地堎下，土层中时有一些白灰层，痕迹明显，还看见一些坑道发掘现场。遗迹很多，为了保护好遗迹，文物部门专人看护。近几年，围绕齐家文化的保护工作，广河县投入财力、人力和物力，做了很多工作。

结束了齐家文化参观，我内心里感激所有为此付出心血的人。

齐家文化，是中华的，也是世界的！齐家故里，你是我的家，也是华夏儿女的家园！

齐家文化，你带给我们文明向前的底气，你带给我们决心，你带给我们的是远古的呼唤，更是未来的邀请。

回来的路上，我愿齐家文化拥有一份宁静与自然，仍保持她远古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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