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左传》
一、 国运泱泱
1949—201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在这既长又短的历史时期，从5.4亿到14亿人口的新中国，真可谓“换了人间”！
从饿殍遍野到丰衣足食；从税务沉重到免税补贴；从贫病交加到医保养老；从困老深山到城镇华堂；从目不识丁到微信支付；从“洋钉”“洋火”到中国制造；从轿子到高铁；从7.5万公里土石路到405万公里硬化路、14万公里柏油高速路；从汉阳造到原子弹、氢弹、弹道导弹；从小木船到大航母；从闭关锁国到“一带一路”；从一盘散沙到世界强国；三峡大坝、港珠澳大桥、北斗、5G、大飞机、小芯片......
七十年酸甜苦辣，七十年硕果累累。
七十年丰功伟绩，是无数中华民族的脊梁耗去了毕生精力与智慧所取得！
二、追本溯源
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七十年历程，就没有中华民族现今的成就。中国共产党一直执领共和国，所以，一切成就都归属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全国人民。
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尼克尔斯基（俄）指导下，7个党小组58个党员选出的13个代表，在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建立中国共产党。经28年浴血奋战至建国时，“一大”代表中仅存毛泽东、董必武成为国家领导人。58个党员中只有4人成为党、国领导成员——可见革命代价之惨重！
1921年到1927年，中共基本按照“苏联模式”，主要采取“武装夺取中心城市”方式开展工作。“秋收起义”失败后才转入更符合中国国情，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模式”——紧紧依靠广大农民，万里长征转战南北，实现了星火燎原。最终夺取政权，建立了新中国。
反观曾经最强大的国际共运核心的苏共：至1991年11月6日宣布解散，组党93年。解散时尚有1500多万党员，竟然无人反对！解体于1991年12月25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苏共单独执政69年的结果。
曾经是国际共运的大本营，建立过辉煌业绩的苏共、苏联，在并无外敌入侵的状态下，何以如此迅速、悲惨地落幕呢？
仔细阅读、分析相关资料，笔者冒昧地认为：
(一) 苏共的群众基础先天薄弱。
由于历史原因，苏共正式建党后仅仅几年时间，以“武装起义夺取中心城市”取得政权，建立了苏联。在革命初期阶段，苏共没有对幅原广大的农村和以千万计的农民进行广泛、深刻的组织、发动。没有把党的奋斗目标与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真正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两张皮”现象从初创时期就比较明显。阶级基础、群众基础、执政基础先天不足，或许就是后来苏共完全脱离民众的潜在根本缺陷之一。
(二)苏共的执政基础后天失调。
苏共在全国执政几十年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使然，加之历届领导人惯性思维，关注重工业、军事发展，长期忽视涉及全国民众基本生活需求的物质生产。在夺取政权、保家卫国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的广大民众，在建设祖国过程中建功立绩的各方人士，没有享受到苏共承诺的幸福生活，不少人甚至屡遭清洗迫害甚至屠杀。事实上的少数官僚特殊利益集团窃取了绝大多数胜利果实。阶级差别、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广大民众岂不离心离德？执政基础何能巩固？
(三)“一切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共的制胜法宝
中共转战农村的22年中，非常清楚亿万农民水深火热的生活状况。正是最大限度地长期与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中共得以生存，得以组织动员农民为有土地、有饭吃、翻身求解放而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进而得到亿万民众的真心拥戴和积极参与，最终战胜强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一过程充分证明，时刻坚持“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极端重要性。始终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稳固性的坚实基础；也是七十年来中共能及时战胜各种干扰回归正途，不断创造惊天伟业的关键所在。
三、且行且思
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建国七十年，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灾害、文革内乱等内外因素导致的艰难历程，使社会几度濒临崩溃边缘。然而，中共依靠全体党员，紧密联系群众，坚持群众路线，始终把亿万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终于走出一个个困境。
为早日实现“中国梦”，在当今现状下，笔者认为执政党应该紧抓以下几点：
(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如此庄严、明晰、具体的行动纲领，必然得到各民主党派、全国黎民百姓的拥护支持，各项事业的发展必将日新月异。
中国革命初期发展农村根据地阶段，中共就是从“打土豪分田地，有饭吃有衣穿”等广大农民最迫切关注的基本生存问题入手，帮助他们获得现实物质利益。进而提高思想认识，取得群众信任，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党、群鱼水关系，党组织才得以生存巩固发展壮大。如果当时只是空泛宣传“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不解决农民生存的柴米油盐实际问题，就难以“唤起工农千百万”。中国革命就会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困境难以自拔。
有研究者指出，苏共、苏联解体的重要理论根源之一在于：“忽视革命过程中物质利益的驱动作用，忽视革命只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这一观点正符合恩格斯的论断“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其实这种“忽视群众物质利益”现象在我们的七十年中已经屡次以教训形式出现过，好在中共能及时发现并纠正。
从政党理论而言，任何一个政党都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但作为执政党，除强调其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外，还必须从全局出发，从全体人民利益出发，做到不同政党、阶级、阶层各得其所，保持和谐。否则，不仅不能强化执政党的先进性、代表性，无法获得参政党的拥护，也无法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
所以，初心和使命就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否正确、是否得民心、是否有战斗力、是否具有执政合法性的试金石和分水岭。由此可见，中共时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持之以恒，就可屡战屡胜，立于不败之地。
(二)坚决反腐，确保廉洁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姜跃在分析苏共亡党亡国教训的八种论点时，认为“苏共主因论”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教训。由于苏共高层长期腐败，各级官僚上行下效腐败成风。实行“真理、资源、权力”三个垄断。轻视经济发展，长期背离广大民众的现实物质需求，民众生活长期艰难困苦从而怨声载道、离心离德。
苏共解散前夕，苏联社科院所做的民意调查资料显示，80%的民众认为“苏共只代表官僚阶级！”民心如此，焉有不亡党亡国之理！难怪其解体时1500多万党员中没有出现“有组织的反对”：可悲的、“平静的葬礼”!
苏共亡党亡国，证明了21世纪杰出的历史学家、科学家贾雷德· 戴蒙德（美）在《枪炮、病菌与钢铁 》一书中所说的“强大成功的文化也能走上失败之路......并非由于外来的攻击，而是由内在攻击所造成......内在的腐败，才是致命的......”并非瞎说。这一警言我们应认真记取。
腐败问题是古今中外任何政权都可能出现的顽症。各国腐败的频度、烈度有其文化和历史根源，与执政者高层对其所持态度有关。从根本上讲，腐败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事实上，只要官员拥有自主决定权，他们的腐败动机就会存在。这是人性问题而无关政党。所以，仅靠刑罚手段去发现惩治腐败者远远不够。解决腐败重点在于清除贿赂的内在根源，提高政治系统内的权力制衡水平。
由于人性基因中自私的劣根性，也由于我国国家政权是建立在几千年封建皇权的废墟上，根深蒂固的旧传统旧思想、腐败病毒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腐败现象也绝不会因为经济增长而自动烟消云散。只要有机会，腐败者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所幸，从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风暴持续高压，“打老虎，拍苍蝇”、“扫黑除恶”组合拳，清除了一批腐败者，为反腐倡廉建章立制、清除腐败基础条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争取了时间。“抓住关键少数”教育各级干部，重获民心再聚民意，巩固了执政基础。
(三)坚定“四个自信”
“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是中共十九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具有几千年悠久传统的中华文化，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基。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则是文化自信的表现形式。这是超越塞缪尔·亨廷顿（美）的“文明冲突论”的重要思想武器。亨廷顿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认为，“未来的危险冲突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即“文明冲突论”。我们则一直认为：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姹紫嫣红之别。各种文明只有在互鉴中才能超越文明冲突。
亨廷顿的弟子弗朗西斯·福山（曾任里根政府、老布什政府的智库学者）则在 《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提出“共产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历史发展只有一条路——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的一种统治形式”因而名噪一时。然而，现任职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的他，近年来仔细考察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状，他承认“走错了方向”。
中华文明是在几千年荣辱曲折、九死一生的艰难困苦中延续、发展、完善起来的，是从抵抗任何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不断走向发展壮大之路的，具有惊人的韧性、刚毅和凝聚力。这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根本区别之一。而西方一些完全不懂中华文明丰富内涵的所谓政治家，他们不理解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长期以来不断用热战、冷战、封锁、制裁、贸易战等各种方式，企图遏制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无一不遭受惨败的命运。
美国研究中国历史、文化60多年的汉学权威，“远东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在1988年出版的《观察中国》文集中，阐述了他的研究成果，值得全世界理论界尤其是中美双方高层认真借鉴。他说：“没有谁能威胁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人民的长期利益。”“由于中国人口中集中了世界上最多的人才，太多的美国刺激，会引起极度紧张，以导致爆炸。我们（美国）太容易借故生端了。”
学者的伟大有时表现为预言之准确。费正清在30年前似乎预见到今天的中美贸易战。他在书中说：“要接触，不搞对抗。否则两败俱伤。美国要遏制中国，中国要冲破封锁，剑拔弩张，怒目而视，谁捞着便宜了吗？没有。”他还指出：“中美毕竟有太多的不同，容忍差异是通向未来的关键。”——智者之言，何等精妙！
(四)扬长补短
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提出的“短板理论”认为，短板是木桶盛水的限制因素。“短板理论”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一个人，一个政党乃至一个国家，无不受此规律制约。为更好地发展，除积极“扬长”外，务必千方百计“补齐”自己的“短板”（即弱项），以免影响甚至“对冲”了自己长处和优势。
我们现在急需补齐的“短板”在于：
一是理论创新。不必讳言，由于反右、文革内乱、反腐等经历，党政干部个人及体制中的阴暗面暴露得淋漓尽致，极大影响了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信任度。过去长期受教育形成的“远大理想”、“革命抱负”甚至世界观也受到很大冲击与质疑，出现一定程度的思想困惑、混乱和信仰危机，给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不利影响。
结合当今中国现实的理论创新是十分迫切的需要。底层广大干部群众迫切需要理论界精英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充分结合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结晶，坚持“问题导向”，尽快提出符合国情的新理论阐述，以解各方之惑，成为引导全体人民为之奋斗的具体纲领。并据此长期不懈地向各级干部群众宣传贯彻，使之入脑入心、重建信念，再聚民心、砥砺前行。
二是继续“长征”。当下中美贸易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无一不是西方国家意欲遏制中国崛起之举，无不时时牵动全国亿万民众的心。一时间美国极限施压，国内“投降派”趁机鼓噪，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此时重温毛泽东同志“建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论述，茅塞顿开——现状不过就是万里长征的第二步、第三步而已。费正清曾说：“中美两个社会各有长短，任何一方都不单独享有廉洁、理智和高效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必然会穷尽手段遏制。我们完全有能力而且应该以先辈当年攻占娄山关、四渡赤水河的勇气与智慧，迎击西方社会一个又一个挑战，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三是注重政权可持续性。中华大地几千年皇权更迭，无不表现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是过往无数帝王朝思暮想的大问题，却一再重蹈覆辙。伟人毛泽东提出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新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理论上肯定是正确的。中共十八大以来，积极有为，躬行善政，关切民生，一切从实际出发，认真履责，不畏艰险，以敢向历史负责的态度，不断清除历史积弊，显著提高了亿万黎民百姓的幸福感、满意度。历史正在延续，全党全国人民正在奋斗中实践，实践中创新。民主监督的形式、制度、标准、评价等一系列具体问题，才是确保民主有效性的根本所在，也是确保中共政权可持续性的关键所在。
笔者认为，只要中共坚持干部层层优选，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能杜绝“人亡政息”悲剧，带领全国人民实干兴邦。相信到建国100周年时，中国和中国人民就一定能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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